昨晚给学生放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放前我就先打好预防针：这是一部有难度的电影，要把心态放平和松弛，要从容地凝视影像。整个看下来，气氛自然沉闷，也不免窃窃私语者、发短信者。我一直为是否看这部片子而反复犹豫，怕一般人受不了，最后还是决定看：这是我的选择，他们有理由去承受这份沉闷，因为课堂之外可能永远不会去看此类片子；况且，这是安氏电影里可看性最强的一部了；更况且，讲长镜头，用此片最合适了。看完之后，他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结局的神奇。我的讲解就从结尾的三种可能的解读开始；然后再结合长镜头、场面调度来分析一些场景。有几场戏我也还把握不准，只能提供一些解读的线索。就讲了几分钟。他们似乎来劲了，脸上寒潮退去，眼睛在灯光下洋溢出某种热切的光彩。

平心而论，这百来号学生中，有那么一些是不错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总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能对你讲的东西感兴趣，愿意超越自己的视野，进行交流。这已经很够了。

施隆多夫：独立制片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

2005-06-27 14:52:54　　金羊网　　记者　陈旧　邹志渭 ／新快报

　　南方网讯　本月18日，新片《第九天》在上海电影节展映后的见面会上，施隆多夫显得有点落寞———由于组委会的疏忽，很多记者得到了施隆多夫19日才来的假消息，因此在场的只有一些观众。第二天有场专门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但很多人又赶去采访摩根·弗里曼，到现场的仍然只有二十人左右，这可以视为艺术电影的现实写照，尽管在中国很多人知道他导演的《铁皮鼓》。而施隆多夫中间秃顶，两边白发的头部形象，似乎也是他哲学信念的写照：夹在“政治的人”和“道德的人”之间的严肃思考。

 “独立制片是没有选择的”——德国导演施隆多夫访谈

《第九天》像一杯映射恐怖海洋的水

　　记：能否谈谈你拍摄《第九天》时的一些想法？

　　施：《第九天》不同于其它二战题材，叙述方式比较小。我读了神父的日记后，突然觉得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来表现。比如影片中“一滴水”的戏剧性意象，神父发现了铁管子里的水，能够不至于被渴死，它代表着理想和对生命的渴望；但有了它，不跟别人分享又会使他陷入道德谴责，如何把这意象用好很重要。

　　记：影片中集中营似乎只是个手段，因为人物的对话更多地停留于犹大和上帝谁能完成拯救上，这一从战争到宗教的转移，意味着什么？

　　施：二战不会比其他战争好，所有战争都一样坏。这部电影宗教气息确实比较浓，但不是指教堂和社会意义上的“宗教”。我相信在善恶等基本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解答和精神上的认可。在我看来，如果把战争缩微到个体身上，就等同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毕竟正义和邪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就像影片中的神父一样，他在纳粹暴力下的选择，体现了他个人的宗教观。

　　记：博尔赫斯说过，当我们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句时，难道我们不是莎士比亚本人？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塑造出神父亨利·克莱默这一集中了神性与人性形象的角色，他和你的思想现状有关吗？

　　施：拍摄时，我设法潜入克莱默的大脑，他被释放回家乡时，身体是自由的，但心灵和意识却仍在监狱里，想着那滴水。这个人物是如此脆弱，每当有同伴遭受惩罚或酷刑，瞳孔就会放大。德国过去的历史已经盖下了耻辱的图章，人们提到这些，就会想到那黑暗的岁月，也就是说，罪恶的历史记忆已经加入到德国人的生命中。我的影片一向强调人的政治性，价值倾向自然和我个人的哲学信念有关。因此《第九天》，就像从一杯水里看到整个恐怖海洋过去的历史。

电视剧污染了社会大众的精神空间

　　记：你个人一直坚持独立制片，为什么呢？

　　施：独立制片是没有选择，必然性的，因为像哥伦比亚、派拉蒙那样的大公司从来没要过我（笑）。所以，独立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找钱是个永恒的话题，从来没有容易过（笑）。时代变了，拍片所受到的制约也变了，拍数字电影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但问题在于今天你很容易拍一部数字电影，拍完之后却发现，发行很困难，这同我们那时候不同，我们很需要很费劲地找到机器来拍片，很费劲地构思，但一旦拍出来后，发行不成问题。

　　记：你如何看待德国电影的现状？

　　施：德国电影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来自主流的压力。过去20年，有新的电影人提出模仿大片才能有观众，但观众给出的答案是行不通。现在所有的年轻人讲究的都是视听享受主义，想的都是如何去达到视听上的不同，对于故事本身都失去了耐性。但我还是要说，电影是思考，如果要看答案的话，那就看好莱坞片吧。现在年轻导演们走向反面———拍摄个人化的小电影，就像那些小的音乐家和歌手，可以“老歌新唱”，也可以是新歌，我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电影革新还是得从艺术电影开始。

　　记：这些年轻导演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施：我前段时间和年轻人们有过对话，但他们抱怨的更多是电视剧，而不是好莱坞。因为电视剧整个污染了社会大众，异化了人的精神性动物这一特征，导演们感觉自己所强调的文化和思考，像游击队一样零散无力。

　　记：作为一个影迷们心中的艺术电影国度，德国为什么没有茱丽叶·比诺什式的世界巨星呢？

　　施：德国不缺乏好演员，但为什么不能拥有法国出产的那些巨星，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晚上都想的问题。他们需要包装，像香水一样，我没有答案，还是交给法国人吧，他们有制造香水的秘方（笑）。

盗版DVD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播意义

　　记：我们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曾经得到过你的帮助，能否回忆下当时的情形？

　　施：那是在柏林电影节上，姜文拎着一公文包找我，里面全部是音效和对话带子，还有十分钟的片花。而是因为其中有个片段：从床下拍摄一个女孩的脚在床边走来走去，让我想起了特吕弗的《四百击》，那种青春的气息！姜文真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人。

　　记：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感觉怎么样？

　　施：我到的地方都有人欢迎我，这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很舒服。事实上，我没想到这里的人们会这么熟悉我，它应该归功于电影的传播能力。对一个从事电影事业四十年的人来说，看到电影依然有很好的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如此程度地扩张，这种文化一体化的进程让我觉得很惊讶。现在，电影的影响力甚至要高于书籍文学，如果没有拍摄《铁皮鼓》，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认认识片中那个男孩了！

　　记：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施：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在街边小摊上见到了《第九天》的盗版DVD。一方面我会郁闷地落泪，因为这些碟一个子儿都没有落进我的口袋里；另一方面，盗版在文化传播上起到很大的作用，让人只花一美元就能看到我的电影，也挺让人高兴（笑）。

　　记：你了解张艺谋和陈凯歌吗？

　　施：我熟悉他们的电影，但还没有到那种称兄道弟的地步。他们的电影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电影的影响，才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而对于我来说，我又从他们的电影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欧洲国家对张艺谋的评论是，当他到好莱坞去工作时他才能真正长大。但我想说，好莱坞不是金科玉律。

　　记：你怎么看待已经走过一百年的中国电影？

　　施：中国电影会征服世界。即使现在还没有，但总有一天会的。我看不到任何东西能够阻碍这个进程，唯一的挑战也许来自印度的宝莱坞。同时我想提醒中国电影人，胶片是很脆弱的东西，应该好好保护老的片子和资料。

　　记：能否谈谈你下一部电影的计划？

　　施：我有点迷信，经常跟人说完计划就实现不了，所以还是先不说吧（笑）！不过，我可以跟你讲讲第三个计划，因为它和中国有关。改编于《拉贝日记》，讲述在1937年的南京，一个外国商人设法抢救其他民众的故事，和集中营没任何关系。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很快就会在上海附近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