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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31

    陆兴华:政治平等来自教育平等,来自平等的智力之间

    怎么当老师?怎么对待学生?我一直都很困惑。转老陆的文章来看看。
     
    陆兴华:政治平等来自教育平等,来自平等的智力之间
    这一旧文竟由朋友转交给江苏华罗庚中学的高中生的侄子阅读,有198位读了这篇文章.孩子们都很活泼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现存教育制度下的压抑,但又觉得我这样说和朗西埃这样说,是太危险了.
    如何来谈教育?我认为应遵守这一讨论规则:必须讨论教育之应然,否则,总是你有那么多的国情,最后弄得我们的改革应迈出哪一步都没法讨论了.这是用政治哲学来讨论.
    社会理论式的讨论是:承认教育系统是与其余的社会系统在结构上搭接的.教育只能是从当前这样子进化下去的了.要紧的倒是不要被我们自己身上的好坏些认为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先见愚弄.也就业是说,无法也不应该用社会理论去批判教育制度.
    此文已几度改写.


    政治平等来自教育平等,来自平等的智力之间

    陆兴华

    人的平等来自人的解放之后。“解放”这个字好象是我们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解放军的“解放”在法语里是libération,是营救和解救比如说人质的意思。“启蒙”和“解放”这样的说法里的“解放”是指émancipation。我们今天汉语里说的“解放”一般是指后面这种意思。

    一个人无知,需要被解放,必须教给其文化和知识,启蒙他。但一进学校,他常就被认为不努力,不自觉,落后,不及格等等。为了解放、启蒙他们,才送他们去学校,结果,到那里,大多数孩子都被认为不够上进。许多的孩子因为学校而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和平等感。分数和老师评价制造出的不平等感,比孩子们由于天生的阶级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不平等感更大,更深地打进他们的心灵。学校本身成了制造不平等的机构。这是荒谬的。

    今天,人们说启蒙失败了,指的只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某些政治关怀没有成功。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校制造出来的不平等,是机构性和制度性的,是天天时时在制造着的,是人为地保障着的社会的不平等,是有待我们立即去与之作斗争的。
    文革时的农村孩子,在上大学之前,很少有被“正规”、合格的老师教过的。教中学的老师好象都只上过中学。中学是乡里的中学,随时都有可能被取消。在现在的父母看来,那一代所受的这种中小学教育,简直是个笑话。“不合格”的老师怎么可以来教书?这样受过不合格的中小学教育的人,也在不断被提醒自己身上的这种教育上的缺陷。怎么补救?

    朗西埃的《无知的老师--五论智力解放》一书,消去了作者这很多年来关于教育的一些疑虑和原罪感,或者说,使作者对教育这件事,有了很宽心的看法。老师不懂,也可以来教,后者是可以与学生一起去学的。学校是一个平等的政治场域,老师和学生一起学,这有什么好奇怪!相反,我们反而应考虑将学校当作拉平学生的老师的地位的一个开放政治空间。学校教育有可能反而在制造社会的不平等;不平等,就更不可能有自由和博爱。法国革命理想从一开始就偏了,因为其教育。

    该书的主题有:(1)师生之间有平等的智力关系。〖《无知的老师》,法耶德出版社, 1987年,25页〗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智力关系,是社会中的平等的基础。(2)所有的智力具有一样的性质。没有一种智力会比另一种更好。〖同上,20〗(3)贫穷和无知的父亲一被解放,自己也可以成为老师,来教育好他们的孩子。〖同上,34〗解放贫穷的父母,直意就是让他们自信于自己的智力,自信于他们能做的一切,自信于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4) 我们的新平等还远远没有开始,法国大革命前后人民的平等理想和实验,被我们远远抛弃了。

    解放必须从解放父亲开始,因为家庭内,父亲是最高裁决者。〖同上,175〗无知和贫穷的父母,一被解放--所谓解放,也就只是告诉他们有与别人一样管用的智力,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求教--父母自己就可以去教孩子。父母象老师那样,是有能力教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给孩子们的。这句话特别矛盾:什么叫做能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教给孩子们呢?也就是,倒过来说,任何孩子都是能学会任何东西的,只要想去知道,只要有兴趣。去教育孩子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应该首先去营造平等、解放的氛围,鼓励孩子不被教,就学会,或能自信于自己的想知道就能知道。

    这事不光是学校内的平等,它事关在我们时代如何来开始我们的新平等,关系到社会平等的基线。也许: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基设来开始讲平等:贫穷和无知的父亲,也自信地认为孩子具有与他一样好的智力,会与他自己一样去寻求知识;孩子到书本上去寻求知识,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与书的作者一样的智力;在这种寻求中,孩子进到了像埃利亚斯说的最理想的教育关系--骑士与跟童--中,通过不断冒险,终于自我发现,认为自己有着与别人一样的智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放”了--自信于自己有与别人一样好的智力。

    一个农民,一个工匠,只要一意识到了他自己的角色,他在社会秩序中会有什么作用,他就被解放了。〖同上,59〗解放是对平等的意识。〖同上,68〗应鼓励无知和贫穷的父亲去鼓励孩子作这种知识和书本冒险,使孩子终于知道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智力。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冒险机会,都得到了这种鼓励,都达到了认为自己的智力与别人一样好的自信,全社会的平等就有了可能。

    才识字的孩子知道了书里在讲什么,他们这就开始有了用别人的话来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同上,21〗这对于平等,是很重要的。才识字的孩子怎么学习书上的东西?也就是将两个事实作比较。用知道的那一个,来比较出那个未知的(同上,40)。用知道的,去知道不知道的。书或教科书,是一条被挡的退路(同上,41页)。儿童不得不在书中操练他们自己的自由(l’exercice de sa liberté)(同上,42页)。这是可悲的。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平等,读书的儿童应自问三个问题:你看到了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拿这读来的东西做什么(同上,42页)?

    好的老师教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同上,28页)。这话听起来很别扭。历史上有很多例子。玻尔教给海森堡的,是玻尔自己所不知道的,正如海顿教给莫扎特的东西,是海顿自己不知道的。正如福柯说,他自己不知道下面将要说什么,所以,才去写作给读者看。如果智力是平等的,那么,老师知道了的事,为什么我们还怕学生会不知道?是什么在瞒着学生,让他们不能知道,使他们只能通过特定管道,才能去知道?

    老师可以有权利去教他自己不知、不会的东西。但教师是一个物,只是一个模具,是给学生学习雕塑或雕塑自己用的。不是老师、学校、政府和军队去启蒙和解放,只有人才能解放人,只有平等的人之间才能相互解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理性。在学校中,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使每一个被解放的孩子,转而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去解放别人。“老师”在学校中是一种轮换的角色。往往是老师不让学生去成为老师。但人人都可成为老师。

    知识分子一定要人民群众放弃他们的低级趣味、落后意识,要他们通过受教育,来认识自己的权利。但人民群众没有这个闲暇,也没有这个钱,来习获这种能力(同上,32)。其实先给他们钱,他们就会有时间来学习了。

    作为主导阶级的附庸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先让群众处于那种社会地位了,却还要去教育和解放他们,嫌他们受教育和觉悟程度不够。天下没有比这件事更矛盾和残酷的(同上,178页)压抑人民的,使人民愚钝的,不是没有教育,而正是使人民相信其智力低人一等的这种启蒙者,正是精神知识分子的这种高人一等的自感(同上,68)智识种姓总以为自己是在引导愚昧大众(同上,218页)。知识分子将自己当作群众的老师,老嫌他们不够上进或进步,硬要人民有理想,有先进意识,但回头总仍怪后者不够有文化、不够开窍,教不好他们,启蒙和解放不了他们,就认为他们愚昧,是华老栓,是祥林嫂,是李有才。于是,知识分子只能对人民对牛弹琴;而其实,知识分子往往是盲人,群众才是领路的狗(同上,70-1页)。知识分子老认为自己深刻,出污泥而不染,说话没人听,于是也就更只能自说自话了。

    去教育别人的人,不应看小别人地去解放别人;去解放别人的人,不应该去操心被解放的人应当学什么(Qui enseigne sans émanciper abrutit. Et qui émancipen’a pas à se préoccuper de ce que l’émancip doit apprendre)。所有的人具有一样的智力(同上,34)。使人平等,比教育人更重要。社会中那追求平等的人,首先是追求自己与别人的平等。

    受过教育的人还只是半人(同上,39页)需要被解放,这才成为全人。国家内的生民需要先成为人,成为被解放的人,这才成为公民(同上,174页)。所以,我们需要平等在先。解放是要在社会人身上唤醒那个理性的人(同上,179页)。相信自己的智力高于别人的知识分子,是不相信平等的,他们也因此不配得到平等。因而他们自己也是没有被解放的,未被启蒙的。但他们要去启蒙和解放别人。解放别人的人自己需要先被解放(同上,58页)。而其实,教育这件事,说穿了,也不是什么难事,教师自己先解放自己就可以,学校教育应先在老师之间进行。老师应先受教育,或他们必须先假设正教育着别人的自己是无知的。老师教什么,教科书里有什么并不重要;在平等的学生面前,老师可以教他自己仍无知着的东西。但必须先使学生成为平等的人。

    中国的教育传统里有很重的背诵和临摹倾向。但这并不影响老师和学生的解放和自我解放。没有老师,学生描红着,也能学会。自己学,是背诵和临摹。在描红和背诵时,老师不一定是权威的阐释者,不一定是偷偷给你打开门钥匙的人,而只是对学生的背诵和临摹加以鼓励者和提示的人。朗西埃列出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不会觉得陌生:拉辛学东西都是背,尤里庇德斯他背过、译过还模仿过。演说家狄摩斯梯纳抄过八遍塔西陀。塞涅卡建议我们总读同一本书。海顿一遍遍背诵巴赫的那六首奏鸣曲(同上,45页)。没有老师,我们就做这些,有了老师,他们也鼓励我们去做这些,他们也平等地与我们去做这些。

    人是被智力所利用的一种意志(同上,88页)智力是什么?它是人身上的一种看见和比较所看见的东西的能力。看见后,人就努力去重复,去创造条件,争取重新看见它、看见类似的东西、和看见促使那种东西被看见的东西(同上,94页)。智力使聪明的我们变得聪明,这是一种积极的同义反复。智力背后,是人的自由(liberté):智力象自由一样,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要它在我们身上来做大的;不是我们要自由,不是我们“使”我们自由,自由恰恰是我们不再拦着我们身上的自由和智力。它不是给我们的,而是自己来拿大的(elle ne se donne pas, elle se prend)(见《无知的老师》的作者封底介绍)。

    怎么去用智力,去思考,这是没法被“教”的。我是人,故我思。既然我思(cogito)方面是人人平等的,思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特性,每个人都会,而且都能做得一样好--如果衡量标准合理的话。我们的思想并不诉说真理,它是表达在真的东西上的(s‘exprime en véracité)。它自我劈分,它自我叙述,它替另一个人翻译,后者又将其编入另一种叙述,另一种翻译,唯一的条件只是:要有去交流的意志,有想去猜出别人所想的意志,除了在叙述中,这再也没有另外的担保,将没有一本普世的字典来告诉我们应该说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为一种智力所利用的意志(同上,106页)。智力引领着每一个人,智力的平等是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

    理性的人都知道,决没有政治科学,也没有基于真理的政治。真理只对个人的良心的深处诉说。它破碎着退回到了两颗良心的冲突之间。想与它相遇的人应该知道,它是单独前来,没有跟从的(同上,179页)。知识什么都不是;会动手做,这就是一切(同上,110页)。

    在说话的时候,人不是在传送知识,而是在作诗(il poétier),在翻译,且要求别人也这样。我们象工匠那样相互交流,将字当工具,我们人通过手造的作品来交流,就象用字来交流一样(同上,110页)当人触及物质时,身体的冒险成了其精神的冒险的继续。人是象诗人那样来交流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是可交流的,我们的感情是可分享的。我们学母语,就象学徒刚刚开始学手艺一样。这一开始曾是普及教育的逻辑支持(同上,111页)。对于公民的好的教育,应该是象学母语那样有机和有回报的。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学做平等的人

    但现实总是,我们应该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学做平等的人(同上,221页)。我们 必须同时击碎老的关于哲学王的柏拉图之梦,和新的追求人民主权的现代之梦。君王象所有人那样,可以成为哲学家,但他正是以人的身份来成为哲学家的。作为头领,他拥有和启用大臣们的理性,大臣们又拥有其办公室主任们的理性,这些主任们又拥有其余的手下人的理性。智力互相占有。你看,哲学王不依赖于他的上级,而是依赖于他的下级的。哲学王,或做了国王的哲学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将把社会的法则、等级、教育灌输和机构强加到这些哲学王或做了国王的哲学家头上(同上,150页)。做了国王的哲学,家和做成了哲学家的国王,也是社会人,比群众依赖他,更依赖于群众。

    也正因此,那另一哲学之梦--人民主权的通天--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一被我们当作一种理想来实现、当作一种原则来强加的主权,总是早已存在了的。君王只有向人民让步,才能统治下去。我们这样说,哲学家听了要生气的:人民,他们说,是无法脱开他们的主权的(卢梭:人民的普遍意志或者说主权不能分开来用,要用,就要象千元大钞不找零头那样地来用)。我们回答:从世界之初 ,他们就总是脱出了他们的主权,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异化”了的。不是君王造就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君王。有怎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君王。人民的隔膜于其头领,就象他们的头领隔膜于人民一样。这一制服或相互制服,甚至关涉理性屈服于不平等的激情这一原初异化,关涉这一政治神话。其实,人民异化之后,哲学王们也会被异化的。

    要人相信不平等的现实,想象社会中高人一等的人真的是高人一等,且相信这种不平等一被推翻,社会就会动乱,这真的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方便的虚构(同上,180页)。公民是脱出了不平等之国的人(同上,150-1页)平等和自由的人,才是国家和统治者的真正长城。但这种平等只能是解放式平等(同上,223)。

    大家可能还记得巴尔扎克传记里的这么一个细节:这小胖子到索尔邦才听了几个月哲学课,就发现自己什么都知道的了,就与一心要他做律师和医生的父母打赌,要求给他三年的时间和生活费,来证明他的天才。那时还没有职业的小说家,他以为他做的是象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科学’一样的东西,就是在社会中观察和描述社会了,他想以整个时代为研究对象。他的小说实际上是今天的社会研究。巴尔扎克向我们证明,人人都是可以象他那样来研究社会的,从不应该怀疑自己向学校和老师学得够不够。

    我们也应记得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曾被交给海顿来教,而海顿从没教过他们一下。毕竟,谁可以来教贝多芬怎么来写曲,教拿破仑如何打仗?海顿不光不教他们,从不为他们改过一次作业,还常忘了自己比他们两位多活几岁,还与他们赌气、妒嫉他们。

    朗西埃这本书重点转述了雅克多(Joseph Jacotot)关于教育的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看法。后者没留下什么大书,但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他父亲是屠夫,爷爷是木匠,爸爸会算账,也是爷爷教的,也是爷爷一定要这个孙子去上小学的。上了几年学,就开始做代课老师。他教修辞教到二十二岁,于1792年应征参了军。第二年就成了炮兵上尉。次年被调进国家火药局,这个拉丁文老师于是开始研习化学,很快成为专家。不久,他就做了战争部长的秘书。不久,他就进了高等技术学院的领导层,是代理院长。他挑学生的标准是二条:精神活泼和爱国。他是化学老师,但从不教化学。他在教学中只是让年青人自己帮自己研习数学。回到第绒后,他在那里的大学教分析、意识形态和古典语言、纯数学和先验数学以及法律。不久就从政当了人民代表。

    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流亡低地国家,成了卢汶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在那里,他开始了令人震惊的教育实验。他不懂弗莱芒语和荷兰语,他的学生们不懂法语,他认为这也没关系。老师可以教老师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学生可以学习目前还看不懂的东西--这在那时已是过时的上个世纪的启蒙派的说法了,但他仍要来坚持。

    他编出一本叫做Télémaque的教科书。他认为,这本书可以使不懂法语的人(比如他的学生们)能懂法语,使没有文化的父母能教育他们的孩子。他认为教育是一种距离的艺术。孩子只要学会在家长、教师和书之间处理好关系,就等于受到了教育。老师更应该懂得这种距离的艺术。

    他认为,儿童在学母语时,就开始受教育了(这本教科书就是对母语学习的模拟),以后的教育,全可以围绕着他们从父母的生活环境里学母语的方式来进行。而母语,我们知道,是不用教的--为什么不用教?(卢曼也问过我们这一问题:为什么对人类真正重要的东西,人是不需要被教,就一定会知道的,比如性知识?为什么我们好歹总是不三不四地地学会了为社会传种这种能力?或者说,为什么社会对于那种根本地关系着我们人类的知识,总是讳莫如深,我们总必须偷偷摸摸,才能了解,且总总是人人都已了解的?这说明了什么?)

    这真是一些大大地值得深思的问题--乔姆斯基就盯牢我们这个问题,要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你连汉语都会说,还有什么学不会的?一进学校,老师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解释,一说明,这就是在证明孩子们自己无法去理解,老师的智力高他们一等了。教育建立在一种很不可靠的神话上:有两种智力,一种高于另一种。上学的第一课,就是破除孩子从学母语中得来的自信。
    这以后的一切,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延长到了二十、三十岁。在专家知识分子统治的社会里,在进棺材前,我们也仍是无知着的了。连怎么死,都要别人来告诉了。

    所以,解放式平等,比受教育这件事还重要。没有这种解放式平等,教育也只是在巩固现存的不平待的社会结构而已。平等也只是回到人类学习母语时所感到的平等(德里达:母语是流亡者和难民的床和墓)。解放也就是将人解放到人学母语时的那种活蹦乱跳的状态,先承认人的这种被普遍赋有的资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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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里的生活

    这几天很闷热,虽说已经秋天,暑气依然很盛,弄得人沉沉软软的,没有干正事的心情。
    在网上瞎遛,发现浏览别人的博客实在颇为神奇:毫无目的地点开一个又一个的链接,任由好奇心牵引着无限延伸。
    看到了一帮温州人的博客,其中有我的同事——感觉比较逗,我竟然是通过别人的链接找到的。除了同事,其他人都不认识,只在媒体或者别人口传中听过名字。
    长久以来,我对这个城市只限于浮光掠影的扫瞄,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从没有伫立凝视过这里的风景,这里的人物。平时,很少有好的谈话对手,总缺少高质量的人际交往。好像从没有进入过本地的生活肌理,此处的一切都与我漠不相关。这样的博客浏览,至少提醒我这些人的存在,他们的视野帮助我触摸到一点什么。
    在所有的博客上,都写到了“桑美”——台风实在是温州人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有些人因为亲临过灾后现场,简单的文字描述带出了我一些具体的联想,原先的数字逐渐化成现实的伤亡和愁惨的生活场景。
    曾经见多想多过,后来就变得懒得一想、懒得一动。现在觉得,懒散与淡漠还是不该的。就像这样虚浮于城市之外,总也不是健旺生活的方式。
    August 24

    好运竟然也降临中国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队这么幸运,我相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了。终场两个三分球,是天佑之作,把斯洛文尼亚硬生生地淘汰。我看到他们的教练坐在场边抱头不语良久,肯定是没法想清楚这事儿怎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朱、王的个人英雄行为,弥补了中国队整体上的缺陷。万幸万幸!
    最后一刻,解说员差点要像黄健翔那样嘶吼了。我居然从椅子上蹦起来了,切切实实感到心脏有了反应,为这不可能的奇迹。远处,传来几声咋呼。这个镇上居然有人看球!肯定是学生。
    August 23

    偌大的网络放不下一个安静的学术论坛

     

    晚上跟一哥们在MSN上聊天,他给了我一个网址。因为图方便,我直接就上了,还没怎么看明白里边有什么,我就上不去了,他也一样。我大为惊讶。哥们说可能是他的MSN被监控了。后来我们一起分析,发现很可能是我的这个被监控了。

    这个念头把自己吓了一跳。不是怕犯事,而是觉得这个想法太疯狂。我这样的小人物那么重要,竟有劳叔叔们照顾?是不是我痴人妄想,有自大倾向?

    以前哥们跟我提监控一事,我总不太信。我们的论坛实在太不起眼,像学校里的黑板报一样,转一点文章,谈谈学术,也就LUX写社会理论、老白做哲学研究、S发表些赏艺心得,大家跟着发发言,就那么几张熟面孔,完全是小范围里的日常交流。这么维持着也就为了方便,等于是互通讯息,知道时下有哪些东西值得留心。第一次说被咔嚓了,我和师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相信。后来看到一个信息,才知这论坛因为被咔嚓竟然还受到了关注,但依然不信监控一说。第二次,似乎也是我跟哥们在MSN上聊,后来就上不了。跟第一次一样,也是南方先无法上,接着北方失效。

    这样回溯一下,就觉得真可能是我这边的MSN被看管了。因为读过《一九八四》之类的东西,我竟然也不以为此类做法有什么悚然,唯一的悚然来自对自己的怀疑:别是我把自己和论坛看得太受瞩目了罢?我是妄想狂么?

    如果那哥们的猜测为真,我就觉得叔叔们为压缩空间太不惜血本。事无巨细,都归入狗眼,这要多大成本?难以想象。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他们为什么五次三番地来封杀?他们到底如何操作此事?好奇得不得了。读书那会儿,曾有研究古代文化的哥们提起我国的特务传统,说特务们可以让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无影无踪。这会儿就有这种感觉,自己关心的一个空间突然消失在茫茫网络,而且连续不断地消失,没人过来跟你打声招呼,没人告诉你原因,真是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非常别扭。

    以往上网,每每觉得某种神奇:不管空间上距离多么大,人们都可同时上一张网。而且资源丰富,真他妈有共产主义首先在网络上实现的幻觉。不过现在,我知道,身处这样的井底,外面的网络再大,也放不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论坛。

    August 19

    贫瘠生活里的赌博事业(二)

     

        那天坐车出门。车上有两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在嘀咕,边上一位中年男子插话道,听说今晚是马、羊、蛇比较好。呵呵,又是搞六合彩的。

    从谈话中听出,这两位大妈家住瓯北镇附近的一个村里,这天特意乘车到我家所在的镇上拜菩萨,这会儿正满心期待地回去。她们埋怨村里的某些人蓄意欺骗自己,阻挠她们的前来,一边也得意于自己的终于获得指点。其中一位是卖鸡蛋的,专卖本地鸡下的蛋,生意不错(中年男子因此认识)。她说菩萨刚开始是准的,前三次她都中了,可是后来连续七次都输,一下子就进去了一两千块。边上的大妈惋惜地作补充,她平时很省吃俭用,好点的菜都舍不得买,现在搞六合彩却亏多赚少。卖鸡蛋的大妈说,每次下注大点,真是怕啊,心里突突直跳,开码时最慌,那天明明都猜对特码了,还是不敢押得多,机会溜走了。中年男子显然也搞过很多次,分析了当天的形势后,又以过来人的口气说,这个东西还是别搞最好,很难赢啊,输的钱不如买点补食吃。两个大妈连声称是,说,怎么可能赢得了呢,变来变去的,根本没法捉摸,我们又没有财运。

    中年男子中途下车,两位大妈沉默了一阵。卖鸡蛋的大妈说,某某给我打电话了,劝我少押点。又沉默了一阵。嘻,你看,那边有个羊呢。她指着驾驶员旁边的一个大纸箱子。那上面是一幅羊的图案。晚上可能真是羊呢,两个人又合计。卖鸡蛋的大妈说,我们就是钱少,胆子小,我们应该把谁谁谁都给拉过来,大家合起来押,这样每人出几百,加起来就两三千块钱,看准了押下去,押中了就很多了。边上那位说,这样好是好,不过她们都自己搞,平时都偷偷摸摸的,去问都不愿意说。自己一个人搞,怎么能押得中呢,还是大家一起比较好。我平时都到好几个地方去问的,某某的路口、某某的弄堂。你这样不好,不要钻人堆,人缝里传出来的消息怎么会准,她说鸡好,你就押鸡,她说蛇好,你就押蛇,永远也中不了,要到别人家里去,找专门搞的人问,她拜了菩萨或者什么的,才会告诉你,你这样不行的。卖鸡蛋的大妈几乎是在训导了,显得很有主见的样子。

     

    母亲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她就属于那种别人说什么就押什么的人。她不信父亲的解读,父亲偶尔猜中而她正好没押,父亲就数落她;偶尔信了一回父亲而没有中,她就数落父亲。我跟母亲讲起车上遇到的这个事情。母亲说,输了的人呢,总想把本捞回来,所以,不想轻易撒手。她说,那些不识字的人,平时只能问别人,或者看电视,或者拜菩萨,什么都来。菜场里有位阿婶,不识字,但天天在摊位上搁着一摞纸,见人就招呼:来帮我看看,今天会开什么。
    August 17

    贫瘠生活里的赌博事业

     

        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家乡人民打招呼的方式变了。他们碰面就问:“昨晚中了没?”然后相互叹息一番,然后讨论:“今晚会开哪个?”

    地下六合彩,终于沿江而上,挺进到我的家乡,渗透到我的家。有几天,父亲也很来劲,整日里看资料研究,哥更是利用我的电脑上网查找预测信息。我祖母都纳闷:你爸以前什么都不作兴的,现在怎么也去玩这个?确实,父亲过去从来不打牌、搓麻,别人打牌、搓麻他都懒得一看;而且他最看不起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的人。可是现在晚节不保。

    六合彩的玩法很有杀伤力,对没见过世面、没有数学脑子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其赔率为140,共有12个生肖,每个生肖分到4个数码,加上当年生肖多出的一个码,总共49个数码,每次开一个码。一个码最少押2.5元——如果押中,赔过来就是100。应该是当地人坐的庄,不过开码跟从香港、澳门的。比普通的体育彩票来得有意思的是,它看起来似乎不是纯粹偶然、毫无规律的,买码者每次拿到十几张纸,上面有诗歌、笑话、谜语之类的东西,隐含了生肖和数码。于是很多人死命地研究这些,解诗歌、猜谜语,数关键字的笔画数,把古代术数、五行都利用上,试图从中找出当天开奖的信息。我看过一张纸,发现一首诗里就包含了四个生肖。我估计,十几张纸上那么多文字,其实已经把12生肖都囊括在里。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伎俩,却实实在在抓住了很多人的心理。每天晚上开出后,人们就说,哎呀,实际上资料里那句什么什么已经说明了的,怎么就没看出来;或者有人当事后诸葛亮,我已经猜出那句诗是指某生肖的,你们就是不信——实际上,他只是猜出了那首诗,但没有猜出今晚是否开的就是这个。而猜中一个生肖,至少得押四个码,这样,实际的赔率已经变成了110

    在走火入魔的彩民眼里,一下子,世界万事万物都变成了关于六合彩的隐喻,生活里所有东西都跟六合彩产生关联,比如小孩子无意中说出的动物,晚上梦到的情节,白天路上看到的景象,还有中央台的《天线宝宝》、《快乐驿站》(我对这个要笑翻),还有拜菩萨、求签。。。

    远比普通体育彩票、福利彩票刺激的是,经常会听到有人押中的消息,谁谁赢了几万,谁谁赢了几千。我前门表婶用5块钱起家,中了200,再押,就中了8000,一下子成为远近的传奇。赌徒们总是眼睛盯着别人和自己一两次的赢,无视别人和自己更多次的输。也因此,这股风潮据说从广东而来,到福建,再到我们这里,到内地,一直风行,像蝗灾到过一样,大量吸走民间余财。

    跟初中同学老吴谈起,他用先知般的口吻说:六合彩到一个地方,就要把那个地方的钱给抽干了为止。老吴住在瓯北镇,是我们县最富的地方,家家办厂,农民卖地、建房赚钱,去年六合彩闹得很疯。他丈人曾中了五十万,当时摆酒庆贺,他对老婆说:我看你爸恐怕要输进去50万才会罢休。后来继续搞,贴进去80万。我姐夫也曾跟我提起,那个镇的某个村,去年有800万的征地款,每家分到几万,后来几乎都被六合彩卷走了。

    据我所知,六合彩对城市居民没什么杀伤力,只让乡镇、农村里的人欲罢不能。在枯燥无聊的日常生活中,六合彩似乎突然让人暂时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暴富的梦想鸦片一样兴奋着神经。有点儿文化的人终于找到了发挥自己学识和智力的机会,在解读资料中获得少有的成就感,我父亲就属于这种。他有段时间经常被母亲叫到菜场里替人解读诗词、谜语,按我姐姐的讲法,是因此让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后来就自己也要下水试一试。老吴的父亲也一样,从来不赌的老头,上半年也耐不住,天天抱着那摞资料,晚上半夜三更都还在那里苦思冥想,不过中了8000元,当只剩3000元时他终于收手,把钱存进了银行。讲到这里,老吴就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猜测,那些和父亲一样迷恋于解读的人在解读过程中失望与希望并存的体验可能与一个数学家在解决世界性难题中所获得的体验是类似的。他们花了很大的心思,像科研攻关一样地苦心钻研资料,向各方人士求教,向拜神求签者打听,到了晚上,他们还要在街上、路口交流着开奖前的信息,然后陷入惴惴不安地等待中。关节炎极严重的母亲,这个时候都要楼上楼下的跑几趟。刚开始,我劝父母别搞,现在,我劝他们搞得小点,随便玩个几十元,权当练脑力和脚力了。好在多次下来,他们也就知道自己的运气不好了。父亲说,以前替别人猜的时候,有猜准的,只是自己去买,却不准了。

    很多人输了后骂这玩意儿骗人,可是,总还要继续下去。我总搞不明白,这里的局难道真看不透?恐怕不是。只是因为贪心,因为眼红,因为无聊,才不肯停手。民间流传着前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话,说90年代的中国是“全jun走私,全dang腐败,全民赌博”。最后一句肯定是对的,不赌干嘛呢?以前只有打牌、搓麻,现在终于有了六合彩,有了跟着别人押而可能回报惊人的游戏,隔壁邻居有一次就对表婶说:你中了8000块,运气真好啊,下次也跟着你,让我沾光赚点钱,天天做衣服太苦了。

     

    August 15

    风!风!风!

    这次的“桑美”看来确实厉害,范围小、风力大,锋芒到处摧枯拉朽。我那天在家里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风不大,雨也不大,据说市区更加平静;后来才知是刮到苍南那边去了,房屋被损一万八千间,这样的数据肯定是当地政府夸张了,但从电视画面上看,那些乡镇的房子确实有不少都被吹得不成型了。如果这次台风经过市区,杀到我这里,也一样够呛。

    沿海之地,夏天降温主要靠台风。但台风附带的破坏力也让人心悸,每年夏天,我家至少有一次搬东西以避洪水,有时候是虚惊。不过小时候总是暗暗盼望台风的到来,因为那会打断日常生活的节奏,让生活突然陷入一种停顿,那样的停顿意味着某种解放。尤其每年9月初,心思还停留在暑假的闲逸里,总希望刮台风下暴雨,然后学校放假。

    即使现在,我依然隐隐有这样的渴念。

    August 10

    陆兴华:我们已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了?

    我们已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了?

    陆兴华

     

    【文字】 我们已文字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了?我们需要一门关于世界社会的社会理论

     

     

    1.1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门关于世界社会的社会理论?

     

    1.1.1如果社会是一个系统,那么,照卢曼看,世界,全球化后的世界,则是一个全球系统。国际问题将不再是国家间的问题,而是事关全球系统的事了。当前,地区、种族和文化分裂也正同时在加深,在地域化与全球化同时加深的时候。但那个叫做世界社会的全球系统,将会越来越自治,越来越功能区分,并进一步细分。一个全球系统,就象全球科学系统,并不分裂为地区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子系统,而是象后者那样,将按照功能区分,分成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在那样的区分下不断进化和再生。各民族国家社会的功能子系统,也将会在功能上自治,结构上搭接到一起,也就是说,将会越来越脱出民族国家的主权支配,象科学系统中的各学科或世界大学系统的全球功能自治和结构搭接一样(《社会的社会》,苏尔坎普,1998年,811页)。世界社会的意思是:各民族国家在汇成一个大的世界社会,或每一民族国家都成了一个世界社会。

     

    这个全球系统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很多社会构成的系统,象派森斯所说的那一个国际间的大社会?而在此同时,原教旨主义正在全球蜂起,对比出西方社会过去在宪法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建构中所作出的调整,以及从中得到的治辖经验,在面对未来所要应付的风险和危险时,也仍是很不够的(同上,1091页)。经济越来越从财产和可靠的债主,也就是国家和大公司,转移到投机上。一个人想要保住财产,却会因此而失去财富。必须不断变换着投资,一天在这里,另一天在那里,由基金投机专家来帮着做了。国家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也常落不到实处。面对这种当代状况,知识分子急找着新的理论装备,并将这种很难描述的当代状况,称作“后现代”(同上,1144页)。后现代性是现代性里的一种属性,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当代社会有了多个版本的自我描述。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怎么办?它当然仍只能是自己对自己作出反应。但,什么是“社会”,在这种全球系统里?我们所说的“社会”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也就不了解什么是当代社会,我们将如何去理解当代社会对自己作出的反应?在这种新的情形里,我们将拿原来在社会中得到的那些一直被我们想当然的知识怎么办?比如,拿我们原来的社会学知识和社会学怎么办?面对作为世界社会的全球系统面临的未来之暗晦和风险,我们将如何来作出反应,如何来集体地作出政治决断?如何不被这些政治决断耍弄?

     

    回答这些问题,正是一种关于全球系统或世界社会的社会理论的使命。在当前,我们急需一种关于世界社会的社会理论。我们需要一门关于世界社会的社会学(同上,156-70页)。我们每一个人都需修改自己原有社会理论版本。卢曼的社会理论也许是对这一需要的响应。

     

    1.1.2一直以来,社会学自身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它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定义。这是社会学从自己的过去中继承来的一个问题。而社会学本就是一门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不知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却已在研究它的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也说不清“社会”的核心意义、根本特征是什么。我们应当保留它的“公民-市民政治”这一意义,还是应将它看作是全球系统中的一个新涌现的观察框架,将看作是世界主义式的(cosmopolitan)?我们需要怎样的一种全新的关于“社会”的概念,来观察和描述这个世界社会?社会学目前还未准备好来回答这些问题。卢曼的社会理论将社会当作一个功能区分下的自我再生系统,把世界社会当作是各区域社会之间的功能搭接,它可能为观察和描述世界社会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也就是说,卢曼的社会理论可能比别的版本的社会理论更适合于我们对世界社会的观察。

     

    卢曼对于“社会”的定义是:社会是一种差异和同一、区分和重构的统一之间的特定的结合,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结合(同上,444页)。社会区分在过去也被社会学家看作是社会分层和等级化。社会要成立,必须使区分这一形式可识别,被接受。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社会总被看作是一个为人类幸福抽需而可被不断改进的地方。马尔塞斯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彻底打破了这种理想。代之以起的,是为所有人达到幸福和为少数人得到趣味的商业社会这一理想。它的代言人是斯密和边沁。

     

    到了十九世纪,从傅立叶到涂尔干,关于社会的关键词成了“团结”,那是一种共识维系的道德义务和一种有集体约束力的意识。社会的团结后面仍是隐埋着社会区分的,它在这时已被称为阶级,由社会通过劳动分工而创造。这种阶级分层和劳动分工被认为是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为所有人的福利服务,或者是,适者生存。这一关于现代性的主导话语,被收进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作为“未完成的工程”的现代社会这一说法,而它所用的人道主义这一理论框架,本身也是悖谬的:自由和平等,自我实现和团结,都是是矛盾的。如何不矛盾地在社会中去同时实现它们?卢曼认为,带来这一悖谬的,正是“理性”,而这未完成的工程,正是现代社会。象哈贝马斯那样用理性去进一步规范社会交往,是莽撞的。生活在未来,而未来总不能成为当前。但我们可以问一问了:这一未完成的工程还足以成为我们用来解决以上悖谬(比如我们当代遇到的生态风险)的无穷境域?我们可不可另作观察,到别处去开头呢?我们还能不能够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之外,另行找到一种社会理论?卢曼的社会理论也许正是这一另选,也许真的已开启了另一条理论道路。

     

    1.1.3在当代,每个国家和社会里的生活条件,正变得越来越相似。团结好象变成了相似?只是承认你与我一样,我与你一样,你好我也好就好?谁也无权一定要比别人生活得更好,或者说,没有人是天生一定须生活在社会平均生活标准以下的,而至少在大众传媒里,这已被认为是公共意见。但做起来谈何容易!显然,社会没法不辜负它的承诺。社会的分化在当代可能正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社会研究的人如果再硬着心肠,去炒社会学留下来的那一点剩饭词汇,去定义什么是社会和社会性,就是没意思,甚至昏庸的了。对于卢曼来讲,对于社会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中找到一块立脚点,来定义什么是差异和区分,并在社会中划出一块地盘,来观察社会的有序和无序,是如何出现的。如果我们(象哈贝马斯那样)去复活公民社会和共同体这样的旧概念,就又会去抬出乌托邦,玩的仍然是启蒙和解放政治,会给人们造成新的政治上的失望。社会分层和阶级压迫,启蒙和解放式政治(哈贝马斯式的政治途径或出路),只会让我们重又去求拜理性、批判、改革机构或革命。到哈贝马斯为止的社会批判,就是揪着自然、理性和现实这三样东西当立脚点,来批判社会,而卢曼认为,这看上去是越来越可疑了。剥削和压迫这样的说法正成为左派的新神话,做了他们的消极乌托邦,用以向人暗示一种容易得难以置信的解决方案,隐隐地总就是闹“革命”的意思,但他们从来不动真格。

     

    而卢曼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里的主导关系,已不是等级关系式的压迫和剥削,而是社会系统对个人的容纳和排除这事儿了,是功能区分式的让个人进入和不让个人进入功能系统的事儿了。这将完全是个人是被接纳进还是被排除出社会功能系统的事了(同上,627-33页)。现代社会是一个在功能上被区分、各功能系统自治的社会系统,而社会阶级原就只是它的各功能系统的选择式操作的无用的副产品罢了。而功能区分是要在地域社会系统之内再生产出社会子系统,是要在界限中再生产出界限。社会并不是一种被理想化的状态,而是在我们的观察中被一道白线标出和划出的。这道白线分开了系统和它的环境。而这一划开,会重新进入社会系统中,在各种观察之间被拷贝,可用来稳定社会。

     

    社会是一个自我再生系统,将它自己的输出当作输入,来生产新信息。社会是它自己生产出的产品。社会是通过在/不在、内/外、好/坏、男/女、真/假等区分,来生产出信息,来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就是通过这样的区分,来不断自我建构的。

     

    1.1.4在当前,全球系统也正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社会,每一个民族国家社会也都同时成了一个世界社会。在其中,所有的内在界限都可被挑战,所有的团结形式也都可漂移。所有的内部界限,都出于各子系统的自我组织,不出自某些历史、自然或那一全包的系统的逻辑了。社会团结正在被解构,被重构,而这全赖各种社会运动、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的自我区分的能力。团结是在社会之中进行的,而团结一部分人,其实是要去排除其余的人。在这个叫做全球系统的世界社会里,社会区分就是吸纳或排除个人,不再是阶级问题了,而是个人被世界社会里的功能系统吸收或排斥的问题了(同上,630页)。

     

    我们现在已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单一的世界社会的出现。我们已可以用卢曼式的社会理论来前后一贯地论证它了。但这个叫做世界社会的自我再生系统,必须参照着区域社会的特殊性,才能被描述。而社会学家再也不能再将这些地区特殊性,当作不变和给定的了。社会学理论必须去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社会总是倾向于维护、甚至增加地区之间、身份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应问一问了:造成这种地区和身份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的社会自动力是什么?为什么社会天然地倾向于如此?卢曼的社会理论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1.2当代社会已成什么样子了?

     

     

    1.2.1当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了?当代社会为什么会成为它现在这种样子的?回答这两个问题,是卢曼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

     

    对“当代社会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让我们对社会抱不同态度。如果我们将社会看作是等级分层的,我们往往就格外看出了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不公正,我们也许会因此想去找到改正措施,或至少想去形成规范图式和道德融汇,来激起一种关于批判和抗议的修辞,左派一向是这样做的,现在仍在这样做,哈贝马斯是代表。如果我们象卢曼那样,只将社会看作一个功能区分系统,我们就会既强调其各功能系统的自治,又关注各功能系统之间的高度冷淡,和它们之间的高度敏感和可被惹恼。这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顶层和底层,也没有中心的社会。它进化,但无法被控制。社会中会出现的灾难,将不是因为剥削和压迫,而是由于忽视和冷漠。这第二种眼光下的社会对于环境是很敏感的,能清楚地根据生态上的关怀,分辨出什么是可用的资源,什么是不可用的资源。对于个人,这种眼光则是能分出什么人是应被排除的身体和团体,什么人应被吸纳进社会功能系统。

     

    今天,社会的问题也许更严重和复杂了,我们也许可以照老习惯,仍最终求助于道德或人民的意志或上帝的安排,来作义正辞严的诉求,来抗议,来号召,来发动。但请想一想,社会中还有谁在听我们的这些抱怨、抗议和拯救,谁还在对我们的呼吁作出反应?如果我们知道社会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社会也是无法自我控制的,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么?我们再继续做是不是在犯傻了呢?但哈贝马斯仍在这样做。他甚至仍在那里苦苦等待理性的到来(Selbst Habermas ist ja heute bereit auf Vernunftzu warten,同上,1148页)。

     

    读卢曼的社会理论时,最让我们如吃了一记闷棍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社会各功能系统的成功运行,就在于它们的能够忽视其余,只专心于它的自我区分和自我再生。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去指望社会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关怀和焦虑,收纳进它自己的系统。 在要让社会这样后又那样时,我们必须问一问:社会的各功能系统真的有能力处理我们这么多的担心和抗议么?我们的社会运动和良心呼声,实际上可能是无的放矢,而造成这事的责任,卢曼认为,不在民众,而在社会学和社会学家身上!后者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让民众来了解当代社会是什么样的,让民众了解当代社会是如何来看自己的,是如何来自我描述的。看明白了当代社会是什么样的,当代社会是如何来自我描述的,我们才能有效地去影响社会交往,而只有通过影响社会交往,才能影响社会本身(同上,17页)!我们也只能通过社会交往来影响社会交往!

     

    1.2.2卢曼所强调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区分(他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在社会学里,起于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分工系统的理论。二战后的现代化理论,也是其功能区分理论的前驱: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宪法符法性的确立、对军队的政治控制、自由报刊、自我导航的科学等等,是社会系统的功能区分的具体写照。但如何来描述各功能系统之间的搭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卢曼的社会理论对于社会学的特殊贡献。他对法律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搭接,堪称精华(见本书第七章)

     

    卢曼认为,马克思式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后来的阿明和华勒斯坦他们的依附理论,在当代是有点文不对题了。它们过于强调社会中太明显的惨遇和失望,又转回到社会和阶级分层和剥削、压迫上去了,只强调了来自权力中心和财富、知识和权力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地区中心的压迫,又将希望转向了革命。左派知识分子的神学式的笔战,反对或反抗着跨国公司或国家的货币化政策,虽然不是想翻天闹革命,但也仍是一味闹着要启蒙、要解放的理论任性。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居然很相似,好象都仍相信少受强制,就会得到更多自由。这在卢曼看来,有点任性和胡闹(同上,1120页)。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却认为,世界社会已达到高度的复杂性,具有了高度的结构偶然性,其中也发生着更难预料的变化。它很混沌了。而且,它之中也已有了更多的相互关联的依赖和相互的直接依赖。我们无法再从某一中心、从一个客观眼光出发,去作因果建构、计划和谋算。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中心、多重上下文的社会里了。

     

    览于这种情况,我们再也找不到一种准宇宙论式的担保,让世界社会中的各社会功能系统之间能相互兼容。科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但同时生出、增加了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知识不顶用,技术本身引起的风险后果,常会大于它所平息的生态风险。而风险最后总仍是由我们全体作出的有集体束缚力的政治决断,来决定冒还是不冒。物理学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经济因为发现有利润,而要去利用一项给我们带来很大风险的技术,这些都会给社会的政治系统带来巨大后果。言论和报刊自由把政治转变成一个丑闻的旋涡,硬使虚伪成为政治发言的典型风格,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于大众民主的广泛批判,使全社会更不信任民主政治。由于现在是以国际金融市场为中心了,就不可避免导致了相应的生产、劳动和贸易的被边缘化,也将经济上的安全性从真正的财富和一流的债权人,转到了投机炒作本身上,这又导致失业增多,并诱使政治家不顾市场地空口向选民保证将增加就业机会。福利社会对法律的进一步的监督,又造成了全新的问题,导致对法条的歪曲,使法律决断达不到可预见性。而另一方面,宪法法庭的相应的司法上的合法化,会很不民主地去影响政治,如在欧洲的一体化中的中心化政策下,卢森堡的欧洲法庭将成为伦敦、巴黎或柏林的终审法庭。而更要命的,我们手旦只有一套正在转换中的语义,来描述这一转变(同上,1050页)。 卢曼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这种功能区分和自我再生式现实的全景描述,也是其余的各个社会正在走入的前景。如果全球化在推进,那么,其它的社会,如中国,也正在这走进这样的一种当代状况中。对于中国读者面言,卢曼对于当代社会的描述,就好象是中国社会二十年后的前景。

     

    卢曼认为,这种当代状况,并不表明我们已走进后历史阶段,正相反,这反而表明,我们正开始进入一个世界社会的没法预测的、结果仍未明朗的动荡的进化期。过去,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比出谁早谁、迟谁快谁慢,并通过不同的结构预期,用不同的语义传统,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慢或日本现代化快的差别的原因,韦伯曾作了大量这样的历史社会学观察。但现在,我们是只能先来观察世界社会本身的变化了,我们只能集中于对世界社会系统的观察,无暇去回溯历史了。社会学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叫做全球系统或贝克说的这一世界主义眼光(《以世界主义眼光》,苏尔坎普,2004年,35页)新情境了。别无选择的!

     

     

    1.2.3展望未来,卢曼说,我们实际上无法预见到与社会理论提示给我们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区分形式了。社会只能是这样地不断自我再生地进化下去了。每个社会都将是这样走了。只有在某种莫测的大灾难后,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回到社会阶级和等级分层结构(卢曼以前的社会学都精于描写这一点,并以此为重任)这样的观念上。

     

    未来社会的最坏的一种场景将是:它不得不接受吸收和排除这一元符码。这意味着,有些人被当作persons来吸收进社会功能系统, 有的人则被当作individuals被排除出社会功能系统,仅仅是如此。有的人则被吸纳进功能系统,让他们有事业,有的则被排除,让他们仍只是一些拼命想活过下一天的可怜的身体。而这已发生在我们的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了。它也将发生于世界社会的社会系统与它的人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于第一世界和其余的世界之间的不平等中(《社会的社会》,同上,633页)。

     

    1.3我们将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社会学?

     

    1.3.1以上这些顾虑,也适用于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社会学。社会学必须作出改变,必须完全地改变自己了。社会学家其实不应再象现在流行于大学中的那样子,去做一个批判现代性的业余牧师,也不应该仅靠对流传至今的社会学文本作解剖,来做理论再生产。社会学必须设想着它自己的将会被重新置入社会系统,以此反思性来构筑它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社会学的对象常是被社会学本身的偏见污染过的)。观察系统和被观察系统之间的这一区别,会重新进入系统,成为观察中的认知理性的条件。这是新社会学须达到的一项很重要的自觉。

     

    这也就是说,社会学研究必须对当代社会的自我描述作出贡献,而这种被社会学家得出的当代社会的自我描述,转而又会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主题,进入社会学理论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思考之中。观察者的重新进入被观察的系统这一点,将重新进入了观察者身上。社会学家被他们所观察的当代社会所影响,而这影响转而又影响他们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同上,1132页)。也正因此,“什么是社会?”这一问题,在这样的观察眼光的循环中,竟会如此地难以回答,至今未完成回答。

     

    关于“社会”这一概念所纠缠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使社会学在近几十年来在理论中几乎无任何进展。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学科内的研究者仍都在认为,社会是可以变好的,可用那个将要到来的好社会,来批判现在的这一个的,或竟是用过去的社会,来批判将来的社会。现在,社会学家们也许应该停止去问什么是解决社会问题(那是由大众传媒给我们建构的)的更好的办法,而是应去探问那一问题本身了:也许先应去问那一问题是什么了?

     

    “社会是什么?”这一问题在逼社会学家们和一般的社会研究者们做出选择:要么,社会是单体的,具有不断改进的整合的前景(幸福、团结等)么?要么,它是一堆复杂性,充满由功能区分所生产出来的偶然、不透明和风险等等?第一个问题里,我们将社会当作一个改进民生的地区框架。第二个问题里,我们就象卢曼一样,将社会看作一个世界社会,把社会放进一个尽可能大的观察框架和多重上下文里, 以此来定义各地区社会为解决各种问题所用的政治或其它手段。卢曼想从这第二种选择入手,从作为全球系统的世界社会这一更大的语境,来展开社会学研究,来定位他的社会理论。社会学家的社会理论必须大气一点了,必须配得上这一作为全球系统的世界社会。

     

    1.3.2卢曼认为,一种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科学任务,一个很特别的任务。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涉及认知。它必须照真/假这一编码来操作。它必须发现和证实真理。但如果社会观察者和社会学家不是立足于社会学,而是立足于社会的,他们自己就先落在了观察社会的不同的焦距和参照上。他们是在写自己的社会理论了,是在向社会提供社会对自己的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了。

     

    社会理论是放进社会中被交流的。它向人提供对于社会的已有的各种描述的再描述。社会理论所参照的对象是社会,但社会学也把它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下面的子系统来观察和描述。关于社会的交往,其实都是社会自己在说自己,社会本身也是由交往和对于交往的交往所汇成。这种社会理论混合了自我参照和向外参照。它是一种文本,是对主体和客体、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分,而科学是依赖于这种区分,来运用其方法论和逻辑上的理性的。

     

    社会学不能再自豪于它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不能再自豪于它的伦理关怀,也不能再清高于它的价值中立了。由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这一特殊对象的,它也无法从社会中脱出干系。当前,社会学必须清醒于它的不能完成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的技术要求,应不断自问它的能否给社会提供社会的自我描述了。这个问题也可被简缩为:社会学能够将它自己放进社会,当作一个观察者来被观察么?社会学能同时作为一种科学来操作,又回头来观察它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社会么?

     

    也就是说,世界社会这一全球系统,已向社会学将了一军:必须从这个境域中去观察和描述社会了。而对社会的观察,通过社会交往,也会成为社会学家所观察的社会的一部分,传统社会学必须被安装上这一新眼光了。这几乎是说,社会学家也遭遇到了量子力学,社会学也被哥德尔化了(1141页)。也许,正是全球系统成为世界社会这一境域,反而为社会学家打开了眼光。我们可以象乌尔里希.贝克建议的那样(《以世界主义眼光》,同上,119页),干脆利用这种眼光,来彻底彻底改造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将它当作一种世界主义式的社会科学了。